1樓：大唐風流才子
縱觀中國古代**中樞機構的變遷，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帝王總習慣於將與自己關係密切地宮廷侍從機構升格，以取代前朝的政治中樞。
西漢沿秦制，丞相位高權重，和太尉、御史大夫並稱三公，與九卿組成中樞機構，但到了東漢，帝王便逐漸削弱三公的權柄，而將自己的宮廷祕書機構——尚書檯提升到政治決策的中心，尚書檯的首腦尚書令和左右僕射本是宮廷近臣，至此乃成為朝中股肱，原先的三公雖然地位依舊崇高，反倒拱手而無為，至於九卿，則更是職責日漸模糊，有些甚至無事可做，成了變相的榮譽空銜。
到了魏晉時期，尚書檯權勢的膨脹使得這一原先皇帝倚賴的親信機構也逐漸成為皇權的羈絆，於是另一個宮廷近侍機構——中書逐漸崛起。兩漢時中書的地位還很卑下，其首腦中書監、令也不受重視，往往由宦者充任，職司並不重要，更與外廷朝政無與，是以司馬遷下蠶室而赦為中書令，竟以為終身之恥。而此時的中書卻在皇權的支援下成為詔令傳達部門，而尚書檯及其所屬各部反倒居乎其下，成了執行者。
這樣的局面沒多久便為後來的帝王所憂慮，於是出身寒門的門下侍中——原本皇帝身邊坐而論道的文學之臣——很快掌握了封駁中書條陳的大權，並以此逐步佔據了中樞的權要地位。
隋唐的三省六部從制度上規範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職司範圍和分工，使得這一階段的中樞機構較為穩定，但中唐以後宦官干政和晚唐曇花一現的皇族典兵，卻仍帶有移近密作中樞的影子。
宋代獨特的官、職、使分離的制度使得三省六部等制度名存實亡，從**到地方，幾乎所有的重要職位都由「差遣」的京官擔任，中樞機構更是經常出現親信（蔡京）、近臣（高俅、宦官（王繼恩、童貫）等的身影。
明代廢宰相、尚書、中書，六部直屬帝王，而初以四輔、後以大學士參理政務，後者居皇城之中，又是典型的近密而中樞之例項；前者皆寒素老儒，雖身份疏遠，但既無理政經驗，又無真正實權，不久即廢，四輔存在期間，毋寧說是最徹底的君權獨斷時期。
清代沿明制設內閣，但很快就感到內閣權太重，有宰相復活之態，於是康熙設南書房，雍正開養心殿置軍機處，用內廷的小祕書班子取代外廷的大祕書班子，作為最核心的中樞佐政機構，儘管清代大學士品級崇高，遠非不兼尚書銜便無體統的明代大學士可比，但實權事功，卻瞠乎其後了。當然，清代是皇權的最高峰，軍機處無論名目還是實際上，都僅僅是皇帝獨掌中樞的工具，但移近密作中樞的慣例，有清一代，卻表現得最為明顯。
當然不是沒有例外，如春秋時主祭祀的太宰失勢，戰國時相權取代卿權，以及兩漢的大將軍秉政等，但太宰失勢的背景是君權下移，相權上升則是開始封建化的各國君主力圖用自己可以任免的賢才取代累代世襲，雖君主不能妄動的卿大夫執掌朝柄以強化**集權的必然結果。至於漢代的大將軍秉政，原因很複雜，但不論是西漢的衛青、霍光，還是東漢的粱冀、何進，不論其秉政後是恭順還是跋扈，任事之處，卻無不是因為自己是皇帝親近的私人。
由此不難看出，總移近密作中樞這樣獨特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演，歸根結底，是帝王出於強化君權考慮的必然選擇，是帝王意識的體現。只要存在帝王，甚至只要存在帝王思想的殘餘，這種用人思路就會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人們眼前，記載在一本又一本的史書之中。
2樓：匿名使用者
秦的中樞權力機構是三公九卿
西漢承襲秦朝的制度只是在漢武帝時建立一箇中朝作為決策機構，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淪為執行機構
漢到隋以前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隋朝創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是外史，門下和尚書
唐朝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書省（掌管詔令的起草），門下省（掌審議封駁中書省的詔令），尚書省（執行），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
宋朝是二府三司，二府是樞密院（掌發兵權），中書門下（行政權），三司是鹽鐵、戶部、度支，掌財政權。宋朝也有三省六部，但是沒有實際權力
元朝廢三省，只設中書省，其**是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
明朝建立初承襲元朝有中書省，後來廢掉丞相，朱元璋以殿閣大學士作為其顧問，明成祖時設立了內閣。
清朝也承襲明制，雍正時設立軍機處，軍機處的處理的事務不斷擴大，但它的職能只是跪受筆錄皇帝的旨意。
秦到清中樞權力機構的變化呈現出相權不斷被分割削弱，皇權不斷加強的趨勢。反映的本質就是皇權的加強。
秦至清前中樞權力機構的演變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