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古希臘哲學與現代科學的關係

2021-03-05 09:18:14 字數 6033 閱讀 4964

1樓:天風海雨樓主

在當今世界文化中不難發現希臘文化的蹤跡或元素,因而也就無需多加論證其現代世界意義。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古代希臘文化特別是古希臘哲學的現代中國意義。我這裡說的是「現代中國意義」,而不是哲學領域的具體意義。

在全球化、資訊化時代,中國與外國(世界)的關係是兩個行為主體間的關係,具有哲學上說的「關係本體論」的性質。「讀懂中國」與「讀懂世界」的認知物件不是兩個,而是三個:中國、世界、中國與世界的動態的、全方位的關係。

只研究「讀懂中國」與只研究「讀懂世界」一樣都有失偏頗,說明未能從當代中國與當代世界中讀出「關係」的形而上學的意義,因而在觀察問題時還停留在舊的框架中,要麼是開導世界如何讀懂中國,要麼是開導中國如何讀懂世界,而不是從「關係」切入統率二端,最後落實到「關係」上,從而在實踐上形成各個領域的新觀察、新思路。在這裡迫切需要有哲理上的智慧,不僅是領導層,即使是出國旅遊和經商的「平民百姓」都需要有哲學上的大視野。然而,在市場經濟的潮流中理論思維的興趣恰恰被淡化了。

古希臘哲學和中國先秦哲學都是原創性智慧。古希臘哲學如前所述還是原初狀態的第一個哲學形態,具有孩童式的原初質樸性,且又無什麼「西化」之嫌,因此可以從「現代中國意義」的高度去鑑賞它,汲取精神上的食糧。

我們可以仿效拉斐爾的《雅典的學園》巨幅畫展,將1000多年的歷時性的古希臘哲學史凝縮為一場多幕的共時性的學術大辯論。那麼這場辯論的邏輯順序是:第一個出場的哲學家泰勒斯挑戰以神話和詩性語言解釋萬物的起源,提出以抽象思維成果的概念和範疇(水)解釋萬物之源。

第二個出場的阿那克西曼德指出固定形態的「水」無法解釋其他固定形態的實物,認為應該是一種「無定型的東西」,以否定性的思維方式推進了關於萬物本原的討論,促進了哲學上的arche(本原)範疇的形成。於是第三個出場的阿那克西美尼說,本原是一種更具活動性的更抽象的「氣」,從而又啟用了第四個出場的赫拉克利特,把「火」的雙向運動提升為辯證法所說的「相反相成」,並以火的燃燒和熄滅開啟了歷史上第一個過程哲學。站在一旁同時出場的畢達哥拉斯敏銳地覺察到從事物的質的方面尋求萬物本原的思維方式的弊端,於是從更具普遍性意義的物的數量和關係方面尋求萬物的本原。

跟著畢達哥拉斯登場的詠遊詩人色諾芬尼汲取前人的理論思維的成果,從哲學外的宗教思維方式切入,既挑戰以荷馬為代表的傳統的神靈觀念,又質疑前人的生成論的自然哲學,提出「神是不動的一」,「神用思想左右萬物」,從而啟發巴門尼德轉換哲學視角,跳出尋求萬物生成原理和本原的思維模式,開闢了哲學作為形而上學的思想之路。同時色諾芬尼又促使神的觀念從神話中解脫出來,通過哲學的途徑創立神學,重新界定神人關係,開闢了後來的宗教神學。色諾芬尼和巴門尼德把這場哲學大討論推向第一個高潮。

巴門尼德的**芝諾弘揚老師的分析與論證,雄辯地維護愛利亞學派的立場。陸續登場的「求智者」要麼持守自然哲學之路,同時汲取形而上思維之路的成果,將時間性的「本原」轉化為萬物由之構成的元素(種子,原子),讓元素充當本體的角色;要麼走形而上之路尋求精神性的不變的本體,以此為範本,構造萬物,開啟宗教—哲學的構造論、創造論之路。[page]

古希臘哲學這場大辯論的收場人物是兩個。亞里士多德這位「百科全書式」學者從正面做了總結,建構了大一統的綜合哲學體系。羅馬時期的塞克斯都·恩披裡柯總結前期的懷疑論,用古希臘哲學和各個學科體系的不同命題編織成一個包羅永珍的「二律背反」,證明古希臘哲學中任意一個學科的正命題都可以同樣成功地找到對應的一個反命題,二者同等有效。

這樣,與其說古希臘哲學提供了百科全書式知識,不如說它把人們帶進了不置可否的兩難的深淵。同亞里士多德的解惑相反,他以存疑求得心靈的安靜。這樣以哲學自身為拷問物件的「元哲學」也就在漫不經意的「懸疑」中產生了。

在拉斐爾的《雅典的學園》第二稿中,他把自己也畫了進去,此舉意味深長,似乎他親臨其境,審視這場大爭論。如果我們也進入角色,把凝縮成共時性的這場哲學大爭論看作思維方法訓練的場所,跟著論辯人思考問題,那麼我們可以從古希臘哲學的論辯史中提煉出下列三個富有啟迪意義的結論:

一是體現在古希臘哲學全過程中的求知精神。古希臘哲學共達20個學派:米利都、愛非斯、畢達哥拉斯、愛利亞、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薩戈拉、復興自然哲學、原子論、智者運動、蘇格拉底、三個小蘇格拉底學派(居勒尼、昔尼克、麥加拉)、柏拉圖學園、亞里士多德和漫步學派、斯多亞、伊壁鳩魯、懷疑論、新畢泰戈拉、新柏拉圖主義。

其中幾個大學派延續幾百年,又分為前、中、後三期,三期之中又有相當大的區別。有史料可循的大小哲學家不下200人,無名氏者更多。許多學派都是開放的,除了內部核心討論的專題或課程外,連異邦人都可以參加。

是什麼力量推動那麼多學派,那麼多人執著追求玄而又玄的學問?就是柏拉圖《會飲篇》和《斐德羅》中所描述的,四種「神性的迷狂」(**、酒神、神諭、知識)之首的求知迷狂。德謨克利特變賣家產遊歷巴比倫。

畢達哥拉斯深度體驗埃及的宗教。蘇格拉底佇立街頭和軍營,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他被誣陷判處死刑時,既不潛逃,也不求情,寧死不屈。犬儒狄奧根尼夜宿荒野實踐他的「迴歸自然」的主張。

柏拉圖三赴西西里實踐他的政治理想。亞里士多德「愛智勝於愛師」離開柏拉圖學園,自創學派。塞普勒斯富商芝諾棄商求知,到雅典「探詢**可以找到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造訪各派,最後聚集一批年輕人在雅典衛城的一個「畫廊」裡討論哲學,從而創立了以畫廊命名的斯多亞學派。

希臘晚期城邦衰弱了,但是哲學經久不衰,哲學進入日常生活,打破地域界線和學派界線,進入歷史、醫學、語言、修辭各個學科。伊壁鳩魯的花園向婦女、奴隸和希臘化時外域人開放。他的學說要義被呂西亞(今土耳其南部)的追隨者奧依諾安達的第歐根尼刻在石質長廊上,成了今日儲存完整、可靠的史料。

晚期斯多亞學派的領軍人物既有王室大臣塞涅卡,皇帝奧勒留,也有被釋放的奴隸愛比克泰德。哲學從追求宇宙的祕密,轉向探詢人與城邦的奧妙(智者運動和蘇格拉底),最後關注人的精神訴求和心理**,以至羅馬時期的西塞羅為希臘人的「哲學就是愛智(求知)」追加了新的定義:「哲學就是人的心靈的培育」。

既然人人需要心靈的培育,那就意味著人人都需要學習哲學了。這種精神在先秦諸子百家中也出現過。中國的飲食文化聞名於世,但是中國不僅是「舌尖上的中國」,還應該是「筆尖上的中國」。

在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塑造中國的形象方面主要不是「舌尖」而是「筆尖」;不是食物烹調師,而是精神食糧的烹調師;不是大年初一的燒頭香,初五的迎財神,而是求知著迷的「迎書神」。

二是推動學派更迭、學術創新的理論思維能力和思維方式。認識使命的無限性與認知個體的歷史侷限性、個人身心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人類認識史中的根本矛盾。古希臘哲學是在質疑原始宗教和神靈觀念中起步的。

泰勒斯提出的問題是世界的本原是什麼?自然萬物是如何生成的?這是迄今人們仍在探求的問題。

泰勒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即使是偉大的天才,也要受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和時代的限制,因而隨著認識的深入,必然被新的答案所取代。然而當你把先輩從前門抬走的時候,抬你的人也從後門進來了。不過抬走的不是人的肉體,而是前人的思想。

其「祕訣」或者是轉換視角,或者是豐富、充實和修正前人的理論。用當代哲學的術語說就是擴散型和收劍型兩種思維方式交替使用。人類思維能力和思維方式的發展史與個體的理論思維能力的發展是一致的。

假如你參與一場學術問題的討論,如果前面幾個人的發言是沿著同一方向,可以斷言到了一定階段就無多少話可說了。你就要學習色諾芬尼、巴門尼德,像他們那樣善於開拓視野,轉換視角。反之,一種學說、理論剛剛出爐,還不成熟,那就有許多充實、修正的工作要做,收劍式思維方式就有存在的意義。

一部哲學史可以說就是人類的理論思維能力和思維方式的發展史。學習哲學史主要不是博聞強記歷史知識,而是訓練自己的理論思維。如何提高理論思維能力?

恩格斯說:「除了學習以往哲學史,迄今沒有更好的辦法。」

同現代人相比,古希臘人沒那麼多花俏的偽裝,可說是「單刀直入」「直奔主題」。所以說希臘的哲學史是個絕佳的理論思維訓練場所。近些年學術界都在反思,為什麼人文社科領域海外新學派、新學說、新學科層出不窮,而我們中國至今無自己的學派、學說、學科的大創造?

有人歸咎於馬克思主義,因提倡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框死自己的思想了。這是個大誤會。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於創造新的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

馬克思在寫完《資本論》後計劃在哲學上做個總結,寫本辯證法的小冊子,可是未能如願以償。恩格斯於2023年轉向自然辯證法研究,卻因2023年後整理《資本論》第

二、三卷及國際工人運動事務纏身而中途擱淺。他在2023年8月致施未特的信中留下了一段話:「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

」這裡說的「成績」就是後人不斷創造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新學科。所以,沿著這條路走,創立新學說、新學派、新學科正是走馬克思主義之路。除了上述認識上的偏離,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在學術界自身。

我稱之為「學者的自我異化」:學者對自己所研究的學派、學說或斷代史情有獨鍾又有高於別人的認知,但又缺乏哲學史所體現的學派更新史的「史」的觀念,因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自己所研究物件的地位,無形之中自己被研究物件所異化,而且欣賞、熱愛這種異化,從中獲得各種實惠和地位。當第三者介紹後人對該學派、學說的批判,揭示其不足之處時,被研究物件異化了的他就不由自主地去辯護、去護短。

老師護短,學生為難;在上者護短,在下者不便說。若有利益趨同,上下、師生就可能結成一個利益集團,而這個「抱團」並不是生長在認識史大樹上的「智慧果」,而是一個固守學術利益的小山頭。山頭林立,卻不是思想史、哲學史上承上啟下的一個環節。

寄生於大樹者決不可能自己也長成大樹。古希臘哲學史給予我們的第二個啟示就是,有了求知的迷狂,還要懂得如何去求知,如何去提高自己的理論思維能力,讓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與其他領域同步「萬人創新」。

三是平等對話式話語系統。古代有三種話語系統:宗教神啟式、聖人教誨式、平等對話式。

以色列、古埃及、古印度以第一種為主。全知、全能的神以祭司、先知、高僧為中介向凡人宣示神諭、教義和戒律,敬畏神明的凡人按神的旨意行事,神與人之間是不對稱關係。第二種以我國的儒家為代表,至聖先師向世人傳授人倫處世之道,二者之間是不可易位的教誨與聆聽的關係。

其最高形式是「奉天承運」的「聖旨」,在下者無條件服從。通常的表現形式是老師與學生、領導與群眾、上級與下級,在上者發號施令,在下者領會和執行,二者之間可以有討論、對話和釋疑,不過其地位是不對稱的,不可易位的。第三種以古希臘哲學為代表,雙方地位平等,通過對話、詰問與迴應、質疑與解惑求得雙方認可的結論。

這裡對話的雙方是平等的,可以易位的。學派間、學派內,師徒間可以易位,充當對話的主角。

對話原義就是通過語言表述的交流獲得真知。第一個哲學家泰勒斯闡發「水」是萬物之源的一套理論,聽眾可以提問「你這一套有什麼用?又賺不了錢」。

泰勒斯不以「師爺」自居,他以超常的智慧,利用常人對來年橄欖是否豐收的誤判,靠榨油機的承租與轉租賺了一大筆錢,之後向眾人宣示:哲人有本事靠智慧發財,只是不幹而已。愛利亞學派向先哲們的自然哲學正規化挑戰,斷言米利都、愛非斯、克洛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都是不具真知的意見和見解。

這就需要對自己的超凡的學說做出令人信服的論證,對不同看法做出有力的反駁,從此開創了命題的論證和歸謬法反證。在這裡「以勢壓人」「以權整人」無存在的餘地。一旦他們無法以理服人,這個學派也就壽終正寢了。

公元前五世紀中葉興起的智者運動是一場開放型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批智者活躍在各個領域,教人如何訴訟、辯論、演說,開創了教育和公共生活領域的新局面,但是妄稱大師者最後走向了反面,最終敗在學生手裡,而且被後人嘲笑。真正的求知者只能自稱「愛智」,「追求變無知為有知」。

從智者運動到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學術史證明,第二種話語體系不適合理論思維活動。「求知」「愛智」是一場理論形態的思維活動。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找到的dialogos(對話)。

通過雙方的對答,促進思想的流動,從而形成同一詞源的dialectic(問答法)。於是從這個「語言之家」中誕生了正式命名的「辯證法。

古希臘哲學史給我們的這三個啟迪是一個整體:「求知」是理論思維能力發展的內在動力,對話則是理論思維成果的最好的表現形式。求知是無終點的,理論思維能力的提升是無止境的,因此,思想的活動無法也無需為之設定邊界,製造界限。

因為人類認識的根本矛盾推動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不斷創新。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第二種話語系統為主。這種話語系統自西漢起疊加了道德倫理上的規範,君臣、父子、夫妻是綱目關係,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的宗法關係、官場關係、師徒關係、江湖幫派關係。

這樣,就蒙上一層語言暴力色彩,本來意義上的教諭、釋疑,成了指令、訓話、斥責、戒律。列寧說得好,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在全球化、資訊化的時代,古希臘哲學中的這種平等對話的話語方式,對於改進我們的教育,推動我們的學術研究和對外交流至關重要。

公共生活諸領域,當然需要法則、通則和指令,但是同樣需要對話與論證,才能將制度和指令轉化為人們的自覺的行為。人們在社會生活領域總會碰到各種問題,也仍然需要平等對話。古希臘哲學中的這種求真、求是精神,這種理論思維和思維方式訓練及語言表達方式,可以說是我們提高全民素質和文化涵養的優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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