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理解藏禮於器

2021-08-09 18:16:38 字數 4808 閱讀 2060

1樓:正中下懷

青銅器在西周後期已明確成為社會等級秩序的一種象徵,這些重器用來表現禮教倫理的觀念;商周的玉器和青銅器,作為統治階級和上層貴族的專用藝術品,被緊緊束縛在禮制規範內,成為具有特定意義的禮器。綜上,有“藏禮於器”之說。

2樓:匿名使用者

如玉飾、男帶觀音女帶佛,意思是保平安,用送禮的也就是送平安!希望對你有幫助!

3樓:牢寄雲

1、關於鼎的使用規格,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不得亂用,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則就是僭越。

2、楚王問鼎 的故事

3、大禹鑄九鼎 代表九州一統的歷史傳說。

怎麼理解 藏禮於器:

所謂“藏禮於器”,是指在商周時期,按照禮的要求,一些用於祭祀和宴飲的青銅器具具有確立主人身份地位、顯示尊卑關係、表達虔誠和敬畏,象徵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等作用,因之具有了特殊的意義。換言之,這些被稱之為禮器的青銅器具,實質上是禮的物化或具象化,它們被人按照自己的希望強制性地賦予了“禮”這樣的神聖意義,具有了一種神祕、威嚴的至上力量,然後又反過來制約、支配著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於是,這些禮器經此便成為一種制度性的社會文化符號,所體現的乃是人們自身的理想、道德、心理傾向和現實人生世界的秩序。

當然,“藏禮於器”的現象並非在青銅時代才出現,早在青銅器產生以前就已存在,《韓非子·十過》曾言:“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夏后氏沒,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可見陶器、漆器或其它材料所製造的器具都擔負過禮器的任務,只是後來隨著社會形態的演進和生產技術的進步,這一現象最終在青銅禮器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使青銅禮器成為了“明貴賤,辨等列”的主要器物(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可參見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

青銅禮器最早出現於夏代,經科學發掘得到的最早青銅容器,出自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包括爵、斝、盉、鼎、觚。禮器最為鼎盛的是在晚商和西周時期。“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經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大約經歷了十五個世紀。

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的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誌而達到高峰。” 這一時期實際上也就是禮制形成的時期。禮器有時稱“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鐘鼎為代表的宗廟常器,也就是青銅禮器。

” 明器(在墓中隨葬給亡靈用的、非實用的模型性、象徵性的隨葬品),實際上它所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從考古發掘來看,青銅禮器首先是一種生活用品,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禮器中大多有實用的痕跡,如器物外壁上的煙炱、器內尚存的動物骨骼、已腐朽的植物纖維和仍封存完好的美酒等都是明證。故凡可以體現禮的器物,都可稱為禮器。青銅禮器主要有飲食器、樂器、玉器等,飲食器通常有鼎、俎、甗、鬲、簋、盨、簠、敦、豆、鋪、盂、盆、鍪、匕、勺、爵、角、豆、觚、觶、飲壺、杯、盉、斝、尊、壺、卣等餐飲器具,以及盤、匜等水器。

禮的至上力量,所體現的是形而上的內容——禮制,它依附於形而下的器——禮器——而存在,即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主要通過人們對禮器的使用來顯現。使用何種禮器行禮,以及禮器如何組合,都有一定之規,並傳達著相應的禮義資訊。

餐飲器具所蘊涵的禮儀內容,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其一是銘文,即鑄造鏨刻的文字。這些銘文主要是刻記功烈、頌揚祖德,傳遺子孫後代,如《禮記·祭統》所言:“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

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這些禮器及其銘文既是協助神民溝通的必備之器,又是顯示家族地位的鎮世之寶。它和主人的生死榮辱緊密相關,具有顯示權威和強化宗法制度的作用。

關於銘文方面的內容,前人多有研究,本文不再贅述。

其二是使用規格。根據周代的飲食禮儀制度,對飲食器具的使用有著嚴格的規定,必須和使用者的身份、社會地位相當。所以青銅餐飲器在祭祀和宴飲中具有確立主人身份地位、顯示尊卑關係、表達虔誠和敬畏等作用,是“禮”的具體體現。

比如對鼎的使用:“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

五、元士三也”〔15〕即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不得亂用,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則就是僭越。比如發掘出的楚莊王之子、令尹子庚的墓中,就出土有七鼎,墓主本未封侯,卻享用了諸侯之制,是明顯的僭越。

再如《左傳》桓公二年記載魯公接受宋的賄賂,公然將宋賄送的郜大鼎陳於太廟,大臣臧哀伯便當面責其為非禮:“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宣告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亦即臧哀伯認為魯公將郜鼎置於太廟的行為,是僭越了周天子的地位,違背了禮制的規定,所以責其為非禮。

禮對鼎的這種使用規定,遂令“九鼎”成為後世帝王天子權力的象徵。並使“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了至上的意義,“鼎”則成為權力和權勢的代名詞,所謂“九九歸

一、九死一生、九仞一簣、九州四海、九霄雲外、一言九鼎、鼎足之勢、三足鼎立、問鼎中原、鼎成龍升、鐘鳴鼎食……”諸如此類極言其多、至高無上和權力鼎盛的詞語,

4樓:非饞勿擾

舉個例子:

1、關於鼎的使用規格,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不得亂用,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則就是僭越。

2、楚王問鼎 的故事

3、大禹鑄九鼎 代表九州一統的歷史傳說。

怎麼理解 藏禮於器:

所謂“藏禮於器”,是指在商周時期,按照禮的要求,一些用於祭祀和宴飲的青銅器具具有確立主人身份地位、顯示尊卑關係、表達虔誠和敬畏,象徵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等作用,因之具有了特殊的意義。換言之,這些被稱之為禮器的青銅器具,實質上是禮的物化或具象化,它們被人按照自己的希望強制性地賦予了“禮”這樣的神聖意義,具有了一種神祕、威嚴的至上力量,然後又反過來制約、支配著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於是,這些禮器經此便成為一種制度性的社會文化符號,所體現的乃是人們自身的理想、道德、心理傾向和現實人生世界的秩序。

當然,“藏禮於器”的現象並非在青銅時代才出現,早在青銅器產生以前就已存在,《韓非子·十過》曾言:“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夏后氏沒,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可見陶器、漆器或其它材料所製造的器具都擔負過禮器的任務,只是後來隨著社會形態的演進和生產技術的進步,這一現象最終在青銅禮器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使青銅禮器成為了“明貴賤,辨等列”的主要器物(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可參見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

青銅禮器最早出現於夏代,經科學發掘得到的最早青銅容器,出自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包括爵、斝、盉、鼎、觚。禮器最為鼎盛的是在晚商和西周時期。“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經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大約經歷了十五個世紀。

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的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誌而達到高峰。” 這一時期實際上也就是禮制形成的時期。禮器有時稱“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鐘鼎為代表的宗廟常器,也就是青銅禮器。

” 明器(在墓中隨葬給亡靈用的、非實用的模型性、象徵性的隨葬品),實際上它所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從考古發掘來看,青銅禮器首先是一種生活用品,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禮器中大多有實用的痕跡,如器物外壁上的煙炱、器內尚存的動物骨骼、已腐朽的植物纖維和仍封存完好的美酒等都是明證。故凡可以體現禮的器物,都可稱為禮器。青銅禮器主要有飲食器、樂器、玉器等,飲食器通常有鼎、俎、甗、鬲、簋、盨、簠、敦、豆、鋪、盂、盆、鍪、匕、勺、爵、角、豆、觚、觶、飲壺、杯、盉、斝、尊、壺、卣等餐飲器具,以及盤、匜等水器。

禮的至上力量,所體現的是形而上的內容——禮制,它依附於形而下的器——禮器——而存在,即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主要通過人們對禮器的使用來顯現。使用何種禮器行禮,以及禮器如何組合,都有一定之規,並傳達著相應的禮義資訊。

餐飲器具所蘊涵的禮儀內容,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其一是銘文,即鑄造鏨刻的文字。這些銘文主要是刻記功烈、頌揚祖德,傳遺子孫後代,如《禮記·祭統》所言:“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

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這些禮器及其銘文既是協助神民溝通的必備之器,又是顯示家族地位的鎮世之寶。它和主人的生死榮辱緊密相關,具有顯示權威和強化宗法制度的作用。

關於銘文方面的內容,前人多有研究,本文不再贅述。

其二是使用規格。根據周代的飲食禮儀制度,對飲食器具的使用有著嚴格的規定,必須和使用者的身份、社會地位相當。所以青銅餐飲器在祭祀和宴飲中具有確立主人身份地位、顯示尊卑關係、表達虔誠和敬畏等作用,是“禮”的具體體現。

比如對鼎的使用:“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

五、元士三也”〔15〕即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不得亂用,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則就是僭越。比如發掘出的楚莊王之子、令尹子庚的墓中,就出土有七鼎,墓主本未封侯,卻享用了諸侯之制,是明顯的僭越。

再如《左傳》桓公二年記載魯公接受宋的賄賂,公然將宋賄送的郜大鼎陳於太廟,大臣臧哀伯便當面責其為非禮:“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宣告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亦即臧哀伯認為魯公將郜鼎置於太廟的行為,是僭越了周天子的地位,違背了禮制的規定,所以責其為非禮。

禮對鼎的這種使用規定,遂令“九鼎”成為後世帝王天子權力的象徵。並使“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了至上的意義,“鼎”則成為權力和權勢的代名詞,所謂“九九歸

一、九死一生、九仞一簣、九州四海、九霄雲外、一言九鼎、鼎足之勢、三足鼎立、問鼎中原、鼎成龍升、鐘鳴鼎食……”諸如此類極言其多、至高無上和權力鼎盛的詞語,無一不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飲食禮儀制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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