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皮醬和糕糕
漢文帝劉恆，作為我國歷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切最高統治者與剝削者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共同本質。但是，他又有區別於其他封建帝王的一面，這便是他有生活節儉、勝殘去殺、與民休息和勵精圖治的品格特徵，這就是他的個性。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忽視後者，或者只看到後者而忽視前者，甚至無限誇大、拔高後者，都不能準確反映出漢文帝的形象來。
評價漢文帝，還有一個不為表面現象所矇蔽的問題。因為從表面上看，漢文帝只是繼承了惠帝、高後時期的黃老思想，推進了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實行了輕徭薄賦的傳統政策，採取了一些重視農業與工商業的措施而已。以致於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既沒有大興土木的建設措施，也沒有驚天動地的興革舉措，還沒有興師動眾的壯烈行為，在他統治的二十餘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靜，連《史記·孝文字紀》與《漢書·文帝紀》載其事蹟也十分簡略，有的年份，甚至無事可記，給史書留下了空白年代，從而給漢文帝造成了無所作為的印象。
然而，這並不是漢文帝的真實形象。他提倡的清靜無為政策，為的是防止官吏擾民，藉以保證勞動人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與條件，並不是真正無所作為，更不是毫無興革與建樹。實際上，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實實地為剷除亡秦**而努力為之；也在不聲不響地為清除諸呂造成的消極影響而不懈奮鬥；還在為維護與鞏固劉邦開創的政治基業而煞費苦心，更在為不斷實行旨在減輕勞動人民的租稅徭役負擔和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而採取各種措施。
正是通過他二十餘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實實地奠定了西漢前期長期穩定的政治基礎，開創了社會經濟迅速恢復與蓬勃發展的良好基地，實現了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局面，為景、武二帝時期準備了豐厚的物質條件，也為後世帝王樹立了勤政愛民的典範。正如司馬遷所云：「漢興，至孝文四十餘哉，德至盛也」[1]；也如司馬貞所說：
「孝文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佈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
綈衣率俗，露臺罷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1]時人晁錯說他「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2]。後世史家，也稱頌開創於文帝和繼續於景帝時期的政治、經濟局面為「文景之治」時期。
因此，漢文帝雖無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也無氣勢洶洶的張揚表現，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改革者，正是他寓改革興建於清靜無為口號下的實幹作風，開創了西漢王朝的新局面。故文帝決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皇帝，更不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皇帝，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改革家，一個西漢王朝的忠實維護者。這就是他的個性特徵的集中表現。
二 漢文帝的上述個性特徵，既不是先天賦予的，也不是他個人的愛憎好惡決定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質言之，是西漢初期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鑄造了他的品格特徵，決定了他的所作所為。
漢文帝即位前和即位之初，亡秦的苛法**仍然嚴重地困擾著當時的勞動人民，對此如不徹底予以改變，就有蹈亡秦覆轍的危險。這是漢文帝所面臨的第一大社會問題，也是鑄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現的關鍵性因素。
我們知道，秦的苛法與**，是導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農民起義，就以「誅暴秦，伐無道」[3]相號召，可見秦法與**是當時勞動人民所反對的核心問題。劉邦入關後之所以立即與關中父老相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正是順應當時關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4]的心態而採取的措施。
然而，事實證明，劉邦的這一作法只是臨時性措施，他並沒有來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時也無條件在推行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以致於到高後元年（公元前187年）正月，她還在說：「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5]新近出土的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載，更明顯地證明從漢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
因為這個《奏讞書》所收十多個案例所依據的法律，在刑罰名稱、罪犯類別、量刑標準和計贓數量等方面，都同雲夢出土的秦律相同，卻不同於蕭何制定的漢律九章，則劉邦確未曾「悉除秦法」。正因為如此，故惠帝時才有「欲除三族罪、妖言令」之議，高後才有除此苛法之詔[6][7]。
呂后雖有除秦苛法之詔，卻並未實行，或者說實行不久，又恢復了誹謗妖言之法，唐人顏師古即持此看法，故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依然存在「誹謗妖言之罪」[8]。由此可見，文帝即位之初，仍然面臨一個必須徹底廢除秦的苛法這一重大社會問題，不如此，就無以求得社會的安定和政權的鞏固。事實證明，正是這樣的客觀歷史條件，決定了漢文帝採取了徹底清除亡秦的苛法與**的一系列措施：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即文帝即位後第三個月，便釋出了「盡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詔書。
前元二年五月，又頒「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其除之」之詔，並規定「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即除去擅徵捕之苛法。
前元十三年五月，又頒「除肉刑法」之詔。
漢文帝所採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就給他塑造了一個「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的仁者形象。實則他並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仁者」，而是在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下不得不順應民心而為之，否則，既無以樹立西漢政權不同於亡秦的形象，也無以鞏固他自己的統治，故曰是時代鑄造了他的品格特徵。
孝文帝即位之後，擺在他面前的另一個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就是經過秦末漢初動亂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社會生產嚴重破壞、糧食奇缺、糧價飛漲等狀況，使早已疲於亡秦徭役、兵役和賦稅的勞動人民，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就迫使漢文帝必須緩解這一矛盾，否則隨時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
我們知道，在秦末漢初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漢高祖時期由於此起彼伏的異姓諸侯的反叛，仍然缺乏恢復與發展的條件。是以「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9]。
惠帝、高後時期，因鑑於社會經濟狀況的嚴峻形勢，採取了「俱欲休息乎無為」[10][5]的政策，雖然一度出現了「衣食滋殖」[10][5]的局面，但是，由於時間短和基礎不牢，以致直到漢文帝時期，仍然是「歲一不登，民有飢色」[8]。因此，繼續實行無為而治的政治原則，進一步減輕勞動人民租稅徭役負擔，這又是時代賦予漢文帝的歷史使命。
事實又證明，漢文帝果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採取一系列旨在減輕勞動人民的賦、役負擔和促進社會生產迅速恢復與發展的改革措施：
文帝前元元年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注：見《漢書》卷4《文帝紀》；《史記》卷10《孝文字紀》缺載。），即取消各郡國的歲貢，等於間接減輕勞動人民的經濟負擔。
前元二年九月，再下重農之詔，並以「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的辦法以勸農（注：見《漢書》卷4《文帝紀》；《史記》卷10《孝文字紀》缺載。）。
此前田租率為十五稅一，今收其半，實開三十稅一之先河。
前元五年四月，「除盜鑄令。更造四銖錢」（注：見《漢書》卷4《文帝紀》；《史記》卷10《孝文字紀》缺載。）。即開放錢幣鑄造權，同時由國家鑄造新幣，以促進商業的發展。
前元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注：見《漢書》卷4《文帝紀》；《史記》卷10《孝文字紀》缺載。）。即取消關卡檢查制度，以促進各地區之間的交通和貨物流通。
前元十三年六月，又下重農之詔，並頒「除田之租稅」的詔令[8]，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徵收。
前元十三年，頒佈「除戍卒令」[11]，等於取消勞動人民的戍邊之役。
後元六年四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
損郎吏員。發倉庚以振民。民得賣爵。
」所謂「民得賣爵」，即文帝允許百姓將官府獎勵他們從事農耕所賜給的「民爵」出賣給無爵者。
此外，《漢書》卷64《賈捐之傳》**帝時，「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應服的一月「更役」，減少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漢書》卷51《賈山傳》在其《至言》中，用漢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作對比時說：「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發，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除賈山所反對的「除鑄錢令」等措施外，他幾乎對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個總結。
文帝時，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表現在農業方面，除了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的個體小農經濟獲得了發展之外，還出現了專門種植經濟作物而致富的單一經濟經營戶，正如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現了許多擁有「千樹棗」、「千樹慄」、「千樹楸」、「千畝漆」、「千畝巵茜」和「千畦姜韮」的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者，其中無疑包括文帝時期。隨著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者的出現，全國各地的農副產品也形成了地區分佈的特徵，如齊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魯地「頗有桑麻之業」；越、楚之地，也「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蠶」；渤海與碣石這些地區，也有「魚鹽棗慄之饒」；巴蜀地區，「亦沃野，地饒巵、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12]。
這些不同地區產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於文帝時期。由於各地區桑麻種植與養蠶業的盛行，就為紡織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僅以202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前期的紡織品來說，就有絹、紗、綺、錦、刺繡與麻布等多種絲麻織品；在這些絲麻織品之上，還飾以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人物等花紋，其色彩之鮮豔，織、繡之精美，達到了巧奪天工的程度[13]，這難道不說明包括文帝時期在內的西漢前期的紡織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狀況嗎？
至於「千畝漆」的經營者的興起，無疑是漆器製造業興起後的產物。反過來，它又會推動漆器製造的發展。上述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五百餘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裝飾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時期在內的西漢前期漆器製造業的發達水平。
西漢前期新產生的大冶鐵業主，則更是文帝實行弛山澤之禁、除關津檢查制度和允許自由冶鑄政策的直接產物。如吳王劉濞，就是在文帝時期「即山鑄錢，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鄧通，亦於文帝時「鑄錢財過王者」，出現了「吳、鄧氏錢布天下」狀況[9]。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導致了西漢前期冶鐵與鑄幣業的發展，從而出現了「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的工商業興盛發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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